1975年年底，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八十五高龄的瘦弱老人。他脸色黝黑，头发稀疏，由于脸颊深凹，原本凸出的颧骨显得更为明显。
他睡觉时，总是保持一种奇特的姿势，双手握拳，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。他关照常来照看他的研究生陈光磊说：“我睡着时，倘若有急事，你只可喊我，不可上手拉我。”
原来老爷子在睡着时，倘若谁拉他一下，他就会“条件反射”，那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“重拳出击”。
请别误会，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，也不是什么民间高手，而是地地道道的文人——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。
陈望道既是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，又是资深的革命家。他还是《宣言》中译本最早的译者。早在1920年，他便是中国上海发起组的成员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，周恩来当着他的面说：“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！”周恩来的这句话，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。
毛主席也说：“陈望道何时想回到党内，就何时回来。不必写自传，不必讨论。可以不公开身份。“
从浙江义乌县城出发，翻过一座高山，约莫半天的功夫，才能看到山沟里的一个村庄——分水塘。
清朝光绪十六年腊月初九，即公元1891年1月18日，分水塘陈君元家喜得贵子，取名陈参一，单名陈融。这一个孩子长大懂事后，自己改名为“望道“，取意寻求革命之道。他还把两个弟弟的名字改了，一个叫”伸道“，一个叫”致道“。
为了护家，作为长子的他，自幼跟人习武练拳。据说，陈望道年轻的时候徒手可以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，若再有一根棍子，十来个都别想近他的身。
后来陈望道成为了复旦大学校长，在一次上课时他不时地朝窗外望去。下课铃响，他走出教室，学生们这才明白，原来外面有人打拳，招式不对，陈望道是上前指点了。
从六岁起，他在私塾老师的鞭策之下，攻读“四书五经”，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。十六岁陈望道离开义乌县城，进入绣湖书院。后来考入了省立金华中学。
中学毕业后，陈望道来到了上海，进修英语，准备赴欧美留学。后来欧美虽然没有去成，却去了日本。就这样，他懂得了英、日两门外语。
兴趣广泛的他，在日本主攻法律，兼修经济、物理、数学、哲学、文学，逐渐接受了新思想。
1919年5月，陈望道结束了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，来到杭州。应校长经亨颐之聘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。
校长经亨颐乃浙江上虞人，早年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、光绪帝，遭到清政府通缉，避居澳门，后留学日本。经亨颐1913年出任校长后，锐意改革，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，当时比较有名的有叶圣陶、朱自清、李叔同等人。
陈望道进入浙江一师后，与夏*尊、刘大白、李次九三位语文老师一起倡导新文学、白话文，人称“四大金刚”。
浙江当局早就视浙江一师为眼中钉。1919年年底，借口一师书刊贩卖施存统（又名施复亮）发表《非孝》一文，兴师问罪，要求撤除经亨颐校长之职，查办“四大金刚”，一时间爆发了“一师风潮”。
虽然在全国各地学生的通电支援压力之下，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除、查办之命令，但经此风潮，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一师……
一天，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，妈妈在外面喊着说：“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，吃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吃了吃了，甜极了。”老太太进门一看，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，嘴上全是黑墨水。
结果吃错了，他旁边一碗红糖水，他没喝，把那个墨水喝了，但是他浑然不觉啊，还说：“可甜了可甜了。”
他家那“工”字形的房子，中间的客厅人来人往，陈望道却躲进了僻静的柴房不出来。那间屋子半间都堆着柴火，墙壁的积灰有一寸多厚，墙角布满了蜘蛛网。他搬来两条长凳子，横放一块儿铺板，这就是桌子了。至于椅子那就更简单了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，就算解决了。
无数个夜晚，他翻阅着《日汉辞典》、《英汉辞典》，字字斟酌，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词，他都看得仔细，想得明白。
这是一本世界名著——《宣言》，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。虽然马克思、恩格斯两位著作颇丰，包括享誉世界的《资本论》那样的大部头，而此书却以简短的篇幅精辟地阐述了基础原理和建党理论。可以说，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、是什么政党，都能从此书中找到答案。
长篇大论翻译起来并不难，难的是言简意赅的内容，像古诗翻译起来就很难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翻译成英语就是：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。如果再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就是：你能享受更宽阔的视野，通过攀登高峰。
李大钊、陈独秀在北京阅读了此书的英文版后，赞不绝口，以为应该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。当时在日本的戴季陶买了一本日文版的《宣言》，打算译成中文。那时的戴季陶，思想颇为激进。无奈，细细看了一下，便放下了，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，译者不仅要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，不管是对古文还是对外文都要熟练掌握。
江南的春寒让人畏惧，不断侵袭那间破败的柴屋。陈望道有时焐着“汤婆子”，有时烘着脚炉。烟、茶比往常多费了好几倍。宜兴紫砂壶里，一天要添好几回龙井绿茶。每抽完一支烟，他总要用小茶壶倒点茶洗一下手指头——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。
正在此时，村里有人进城，给他带回来一份电报。拆开一看，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，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。
二十九岁的陈望道兴冲冲地穿着长衫，拎着小皮箱，离开了家乡，翻山进城，直奔上海。大有古时“诗仙”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的气概。
其实一个未满三十的年轻人，正是在外闯荡拼搏的阶段。陈望道也由此开启了人生的新旅途。
成立之前只有小组。上海小组成立时，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。当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设置，所以陈独秀遇事常找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杨明斋商议。
1920年12月中旬，陈独秀前往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。行前，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编辑的重担交给了陈望道。12月16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：
“弟今晚即上船赴粤，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。新青年的编辑部由陈望道君负责……“
胡适早期也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台柱子之一。不过，他早已不满《新青年》向左转。收到陈独秀的信后，便把气撒到了陈望道的身上，声称如今《新青年》落到了“素不相识的人手里”。言外之意，那素不相识的人就是陈望道。他指责说，《新青年》成了《苏维埃俄罗斯》的“汉译本”。（《苏维埃俄罗斯》是当时一本宣传苏俄进步的英文刊物）
也就在这时，上海小组正在为即将召开的“一大“做准备。陈望道也参加了筹备工作，而且按照他当时在上海小组以及《新青年》杂志担负的重任，可完全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出席”一大“。
正当陈望道等热情参加筹备召开党的“一大“时，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，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。据李达回忆说：“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，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，他复信没有答应，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了。”
当时有的人信以为真，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就是这里面。施存统为此感到痛心疾首，并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，把李汉俊和陈望道大骂一通。
这件事，错在陈独秀。不过，陈望道也是脾气暴躁，年轻时就有“红头火柴”的雅号，一点就着。
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，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。后经多人劝说无果，陈望道在1923年“三大”之后，退出了中国。
陈望道虽然退出了的大家庭，但他一直坚信，为革命做贡献。他在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，培养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人物。他跟鲁迅交往甚密，共同倡导了左翼文化运动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（他是“老复旦”，早在1927年便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）。他以非人士的身份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担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，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他毕竟是最早的党员之一，跟着时间流逝，当年的事情也成为了过眼云烟，总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。特别是1956年元旦，毛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他，作了长谈，和主席一起回溯往事，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。
后来，陈望道就向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。但他的资历、身份，并非一般党员，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央作了汇报。
毛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，立马下达指示：“陈望道何时想回到党内，就何时回来。不必写自传，不必讨论。可以不公开身份。”
即便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，想要加入还要走很多程序。可见主席对陈望道的看重，大开“绿灯”。
入党后，他并没有公开党员的身份，而是默默付出。直到1973年8月，陈望道作为“十大”代表出席会议，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代表名单之中，人们才诧异地得知他是党员。
据他的儿子陈振新回忆，父亲重新入党后，家人都不知道。直到父亲去世后，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没有一点说明，但写着日期、金额，从1957年6月开始。
每天清早头一件事，便是要给儿子沏上一杯茶。最喜欢喝的就是龙井绿茶，但每次只让儿子买一二两，用毕再买。笔者对茶不太懂，其中缘由也是不了解。
一年到头，陈望道穿的都是中山装，冬天穿呢中山装，夏天穿派力司中山装，领子破了还在穿，只有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才换上一身“礼服”。他向来喜欢穿船形皮鞋，理由是不用系鞋带、省时间。
在感觉生命走到尽头时，他悄悄地写下遗嘱：嘱咐儿子把两个可爱的孙子好好带大；希望儿子能争取早日入党。他还说，自己教了一辈子书，也没什么遗产能留给子女，心里满是愧疚。
他能留下的财产只有书。考虑到儿子学的是电子工程，而他的藏书都是社会科学的，便叮嘱儿子在他故后把书献给学校……
其实那些伟人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在面临未来选择时也会彷徨，遭受误解批评时也会愤怒，与家人相处也会显露柔情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