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尽管喜爱教我科学知识，可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改变只字不提。那一段时间我喜爱打乒乓球，上学的时分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，拍柄掖在裤腰里。有一天，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，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，以为本身生了什么病。又过了一阵，胸就鼓了起来。有一天，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分，我猛地发现男教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，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。回到家，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，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，勒到喘不过气来才定心。

　　那个爱趴在窗前发愣的妹妹，跳过一段为难的年纪后，长成了一个含苞待放、明眸善睐的少女。那一段时间，我总是在等着近邻邻居家一个鬈发男孩回家。每次在窗口看到他，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，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，伪装这完全是偶然。有一次母亲正好踏车过来，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，就把我拉了回家。她严峻地说，他是个不务正业不爱学习的小流氓，你还去跟他胡调情，今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。我不知道“调情”和“这种事”是什么，但它们让我联想起，在姥姥的《匹克威克别传》插图里边，有一张是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嘴吸着嘴，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潮涌动。我直觉“调情”和“这种事”都是羞耻的、罪行的，是我不应该做的事。

　　这样的愿望和反抗，便是从亚当夏娃连续下来的原罪吗？为什么在一切的文明里，都有对这个最天然的愿望的忌讳？人类是为了降服愿望，而发明了光辉的精神世界吗？一切的艺术不都是愿望的提高吗？还有爱情，它又是什么？是天主送给愿望的礼物吗？

　　十四岁那年，我在房子后门的通道，养了几只毛烘烘的小鸡，楼下苏北人家的儿子在那里搭建了单杠、双杠和哑铃。喂鸡的时分，我常看见他跟几个伙伴一同光着肩膀练肌肉。他比我大四岁，咱们很少触摸，简直没说过什么话。有一天我在那里剥蚕豆，他蹲下来帮我一道剥，缄默沉静一瞬间后他问，你看过《金瓶梅》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是，我能够借给你。那天晚上，我问姥姥，你看过《金瓶梅》吗？姥姥变得警惕，说，你从哪里听来的？我说是楼下那家的儿子，姥姥的脸阴沉下来，说，你少跟他搭讪。

　　过了几天男孩跟我在他家门口遇见了，他说，我去给你拿书。我说我不想看了。咱们站在漆黑的楼道里半响没有动，我听到他的呼吸，然后感到他的手轻轻触了一下我耳边的头发。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姥姥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铺天盖地把我骂了一顿。现在回头看，姥姥和他家是势不两立的。他们霸占了咱们的房子、毁坏了咱们的日子，现在他家的儿子又来蛊惑她的外孙女。但其时我还不明白这点，觉得十分冤枉。第二天，他一见到我就说，你不必怕那个神经病老太婆。说着，就把我拉进了他家的厨房。那是由本来用人的小厕所改建的厨房，在煤气灶、刀板和碗筷架傍边只够站一个人。咱们进去后他关上了门窗，欢腾的饭锅、汤锅冒着蒸汽，咱们的身体挤在一同。时间凝结了，不记住过了多久，咱们有没有说话，只记住他把嘴贴到我的嘴上，用舌头舔我的舌头。我最早想到的是这太不卫生了，母亲从小教我，不要用他人喝过水的杯子或他人用过的筷子，会被感染肝炎的。但他的手抱着我的头，不容置疑地吸住我的嘴唇。我的第二个想法是，完了，这下要怀孕了。紧接着我想或许这便是大人说的订终身了？我困惑地从他怀有里挣扎出来，头发被蒸汽和汗水弄得湿漉漉的贴在脸上。

　　那个夏天我时间想着他，也时间回避着他。那时分咱们每家每户都有一根克己的杀蚊兵器，它是咱们用一块破被单或旧衣服，包在一坨废棉絮、烂袜子之类的东西外面，再绑到一根竹竿的头上，用它来摁死停在天花板上的蚊子。黄昏，蚊子众多的时分，我躺在刚刚拖过的湿地板上，妄图背英语单词，听着楼下他咚咚咚捅房顶的声响，心如乱麻。好在不久他就插队落户去了，我也进了上影厂的《井冈山》摄制组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想到过他，直到在异乡第一次与男友接吻那一刻，小厨房蒸汽里那些细节出现在我眼前，一股湿乎乎的乡愁涌上心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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