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岀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。无论是去美国还是去苏联或者是去古巴，都叫出国。除了中国人就是外国人。我们对境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。出国前朋友们给我礼品，出国后可以送人，都说是外国人喜欢的。今天看来这句话有点唯我独尊，也有点愚昧。除了中国以外，好像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。可是在当时听上去很自然。对我来说，出国意味着走出现实，是一种模糊的向往。

  哥哥带着太太娜莉娜和六岁的女儿萨夏，从洛杉矶驾越野车到旧金山来度假，住在我家。我一搬进这栋房子，就开始跟哥哥要画。他是个完美主义者，画得很慢，有时他忍不住反复地画一个细节而影响了全局的效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会放弃，重新开始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这回他终于把画给我搬来了。

  一个女孩走在野地里，泥土和斑驳的草地都在暗区，是不一样的层次的褐色、棕色、绿色，黄昏最后的日光勾勒出她的侧影，浅色的长裙在光里隐约透出一点腿的形状。陈川捕捉光线，好像那是流淌的阳光，或者玻璃瓶中的萤火虫。女孩在画的上方，没有地平线和天空。她是刚从什么特别的情景离开？还是正向着它奔赴？她的步伐显然不是在散步。

  画中的女孩让我心中隐痛，我想到三千英里以外的两个女儿，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，对我也是如此神秘……

  我们在厨房的小桌旁坐下喝茶，哥哥突然说，侬晓得吧？赵以夫死了。我们感叹。

  赵以夫是哥哥在上海美术学校的同学，后来在加州湾区住过。我在旧金山结婚搬进新家后，他帮我从画册里临摹了一张巴比松派的风景——好像是多比尼的湖水、树林和黄昏的云彩——仿佛为我搬来一段祖屋的记忆。他们那班人曾经迷恋巴比松派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柯罗、米勒、巴斯蒂昂·勒帕热的画跟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同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  “文革”后上海的第一个西方艺术展览，是在“中苏友好大厦”举办的“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”，展品都是法国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的名作，展馆内外如饥似渴的人群浪潮一般。印象中哥哥在那一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，家里墙上也不断出现各种巴比松派画家的照片。

  哥哥说，赵以夫老早每天骑车从虹口到平江路来跟我一道画图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的好多画画朋友都是家里的常客。小保姆莲芬总是用一口溧阳话进门通报：小头来哉，长脚来哉——全是用平常他称呼他们的外号。

  好久没想到莲芬了，她曾经为我们家带来不少活力。初到我家时她大概只有十五六岁，面黄肌瘦，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小辫子，眼睛盯牢了脚前的地板。她娘跟姥姥家在溧阳好像有什么远亲关系，把她带到了上海。她娘几次三番说，莲芬开年就十七岁了，会烧饭、洗衣服，还会做针线活，很能干的。我至今记得她系着围裙，捏一块抹布发愣的样子。姥姥说她家欠了不少债，所以要她出来挣钱，叫我领她去认菜场、米店、酱油店。

  大声喊着“小头来哉，长脚来哉”的莲芬，已经是个结实苗条、满面春风的大姑娘了。她爱一切新潮时髦的东西，穿皮夹克、喇叭裤，走进走出一阵风，只有一口顽固的乡音未变。

  不知道这是她娘教她的，还是后来姥姥教她的，也忘了她在什么情形下会唱这条顺口溜，但她一定多次唱过，不然我和哥哥怎么会如此朗朗上口。

  萨夏问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以前在中国的事情。她说，老师说我是黄种人，现在有同等权益，以前没有。她似乎对这事有些困惑。学校为什么在他们还毫无种族概念的时候，强硬地教他们种族政治？不能让他们在懵懂的童真中再待一会儿吗？我没有接她的话，说，你爸爸来美国的时候，带了一个巨大的木箱，里面装满了他的油画、画册和书籍。她问，有多大？我说，里面可以舒舒服服装下你。她问陈川，那么大的箱子你怎么带？可是他却怎么也记不起来，离开上海那天是怎么去的机场。那只又重又大的木箱，既上不去公共汽车，也上不去脚踏车，唯一的可能性是从哪里借了“黄鱼车”骑过去的。陈川画了一张“黄鱼车”的样子给萨夏看。他说，到达美国后，木箱从超大行李出口出来，我实在搬不动，是海关人员帮着一起搬的，放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  前一阵搬家，发现一盒在我出国那天姥姥给我的画笔。都快四十年了，打开笔盒，还能闻到上海油画笔特有的胶水香味。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想到姥姥了。我的心跳加快。并不是因为那盒笔唤起了我的回忆，而是因为发现了自己走到了记忆的边缘而变得警觉起来。当年那漫长的、无所事事的年月，已经被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来。岁月年复一年地盖在上面，即使苦苦思索，也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。我拿那盒笔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。出国，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。在我眼前缠绕的却只是一些琐碎的细节。记得我和姥姥在家门口。那扇门原来是家里的边门。“文革”时客厅里搬进了另外一家人，通往客厅的正门就变成了人家的门了。日子久了，虽然“文革”时期搬进来的人家已经走了，但我们已用惯了边门，它就成了平时我们进出的门了。那门是猪血色的，中间镶嵌了一条很窄的玻璃，玻璃外有一个铁框，铁框里有一排字图案。进门后有一个“宽敞”的过道。门关着的时候过道总是黑洞洞的。记得出国那天天气非常好。一开门，阳光亮得刺眼。姥姥那只被关节炎折磨得畸形的手，捧着那盒画笔。家门口阴沟的墙缝里有一棵蒲公英，长得又肥又壮充满了生命力。我跟姥姥说：再会了。她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笔塞进了我的手提包里：“不会再会了。”我看着地上又说了一遍“再会了”。

  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到纽约时，我还年轻，也很穷。我母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，她希望我也能来美国，就把挣到的几乎每分钱都存了起来，回国前交给了一位老太太保管。我到纽约后去拜访了老人，取回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富——大约一千五百美元。

  我不知道怎么在这一个国家赚钱，觉得不花钱便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每天步行一百多条路口，到大都会博物馆。街上，任何一个人都那么匆忙，在地铁通气口冒出的白色蒸汽中进进出出，让我想起牛群在非洲丛林中奔跑。是的，纽约是个丛林。

  每天我都在博物馆对面的斯坦霍普酒店的餐厅吃午餐。我先点菜，然后观察街上路过的行人。我很喜欢那里的意大利烟熏鸭肉，一片片切得那么薄，就像画在盘子上的一样……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餐馆。

  那些日子，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家。它让我感到一种亲和力，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，在母亲艺术的保护下。

  傍晚，我走过中央公园。就像我想象中的中央公园那样，昏暗的路灯下空荡荡的长椅，路灯后面是漆黑的树林，一轮月亮挂在树梢上空。我想起在上海读过的一本书，《珍妮的肖像》。一位食不果腹的年轻艺术家，在中央公园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，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我坐在长椅上，希望珍妮能出现。背景的树木漆黑而深邃，像一片无底的湖水，其中的生命依旧是个谜。一阵晚风带来花香。树叶在地上旋舞，仿佛她的幽灵从我身旁经过，让我脊背发凉。一辆马车经过，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妇，也许是在度蜜月中。

  那天晚上我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张长椅上。我是被一家面包店的香味熏醒的。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，面包师们慢慢的开始了他们的一天。微开着的门透出温暖的光芒，仿佛一个巨人试图睁开他的眼睛，城市正在苏醒。街角处，有人在吹萨克斯，乐声随着面包店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在天边萦绕。这有点悲伤，但非常美丽。

  我为朋友们画了些素描。我没有画油画，因为这需要工作室和颜料。母亲留给我的钱几乎花光了。有几次我去了一家艺术材料商店，仔细看了每一件物品。对于一个刚从中国来的人来说，种类之多令人难以置信。我触摸和闻过那里几乎每一种颜料和画纸。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一无所有，因此也没什么可失去的。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城市里，我的生活如此简单。所有的梦想和幻想都还完好无损。所有的可能性都敞开着……（注：以上文字由笔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。）

  卖掉了几张大木箱里的油画以后，陈川买了画布和颜料，开始创作。到美国的第二年，他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办了他第一个画展。那以后，他在美国许多重要画廊办了个人画展，也成功地参加了佳士得拍卖、纽约艺术博览会、艺术亚洲等展会。

  然而对他来说，绘画依旧，理想依旧。一位记者问他，到美国后画画有什么变化。他说，我通常画我周围的东西。在中国的时候，我画家里的厨房，我的邻居、朋友，来了美国我就画这里的邻居、朋友——就这点变化。

  陈川和我在月桂树峡谷的房子里同住了一阵。我们大家一起装修，把蓝色和绿色的瓷砖混贴在浴室；我们大家一起做家具，早上一醒来就迷迷瞪瞪用砂皮纸磨木头，眉毛、睫毛、鼻毛上都是白粉。

  一天，陈川看见邻居家的女孩在后院里玩耍，觉得她有一种乡村姑娘的淳朴，就以她为模特，画了《篱笆边的女孩》和《后院的女孩》，非常动人。同阶段，他还在房子里画了《椅子上的雏菊》《加州的小木屋》等作品。忘了是哪位作家说的，艺术家必是诗人，他不一定写诗，但是他眼睛里能看到诗。哥哥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诗，看到那些小小的奇迹。

  陈川第一个真正的缪斯是一位前苏联来的女孩，叫娜伊拉，二十出头，刚从拉脱维亚艺术学校毕业不久。一连几年，陈川画了几十张以娜伊拉为主题的画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对记者说，“遇见她时我们都刚来美国，远离了各自的家乡，彼此有着无需言说的经历和感受……我爱画她，因为从某一些程度上，她反映了我。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成长起来，人们崇拜苦难、崇拜悲剧英雄。生活是一种责任，而不是享乐。即使在阳光明媚的、享乐主义的加州文化中，我们创作的驱动力仍然是生活中的悲情。在这里住了十年后，这样的一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。”

  另一个反复出现在陈川画中的，是泰迪一家的生活——他的太太、女儿、农场、狗、马——他们有滋有味的日子。泰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朋友，后来跟我失去了联系。陈川说，他跟老婆离婚后，女儿就再也不理他了，不过最近他又当新爸爸了。我想起那幅泰迪女儿坐在他大腿上看电视的画，那么本真，像森林里的动物。陈川说，物是人非，那张画还挂在日本仙台的一个人家里。

  岀国前我的美国是作家杰克·伦敦。出国前看过一个美国来的画展，好像是在美术馆。主要是Winslow Homer 和 Rockwell Kent 的作品。还有一两幅 William Michael Harnett 的静物。

  我出国前妈妈在纽约的 Sloane Catherine 工作。她的助手叫 Steven，他在我出国前来上海第一医学院合作工作。Steven 的妻子 Michelle 当时是的记者。她喜欢艺术，问我讨了一张静物。她说我的画使她想起 Andrew Wyeth 的作品。他们是朋友。第二次回上海时她给我带了一本 Andrew Wyeth 的画册，里面还有他的签名。她说她拿了我的画和一些我的画的照片去看他。她说 Wyeth 喜欢我的画。我怀疑这话是否真实。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满意。

  从九十年代开始，陈川几乎每年去仙台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办画展。一个傍晚，他从展厅出来，走进一条小巷，看到一间很小的卡拉OK酒吧，里面有人在吃饭、喝酒、唱歌，就挤进去坐了下来。妈妈桑到隔壁小店买回食材来做给他吃，等他吃完，外面那一桌喝醉了，把他堵在店里没法离开，一直待到深更半夜。

  第二天，妈妈桑带着那群唱歌的人去了展厅，看了画以后十分喜欢，就每人买了一幅，有的是素描，有的是油画，还有的是丝网画或铜版画。他们不是富人，但是在商场买画可以分期付款，这样普通老百姓家里也可以挂上艺术品。妈妈桑的小店从此成了陈川在日本的食堂，他说她做的菜味道特别好。

  后来妈妈桑年年都会带着这群人去看画展，还清了一笔贷款就再买一张。其中一个护士，每年买一张陈川的画，欠的贷款慢慢的变多，还不过来，终于上了黑名单，只许看不许买了。另一个人，搬家去了其他城市，但画展时必会坐火车来看画、买画。

  百货公司对面有一家很时尚的咖啡厅，那里的老板也很爱陈川的画，每年买一幅，家里和店里都挂满了。陈川去喝咖啡他从来不肯收钱。

  在美国买他画的大多数也不是非常富有的人，而是像医生、律师那样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或者导演、演员、音乐家、画家那样的艺术界人士。他们买画不是为了投资，而是为了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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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周嘉宁 吴 琦 / 黄灿然 赵 俊 / 棉 棉 周洁茹 / ● 作家讲坛

  原标题：《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陈冲：孤独和欲望的颜色（下）（选读）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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